传统中国的君主形象，借助于成文宪法的形式，被重新昭示于天下。

[56]参见[日]兼子仁《現代行政法における行政行為の三区分》，载雄川一郎等編《田中二郎先生古稀記念集公法の理論（上）》，有斐閣1976年版，第303页。⑤制定具体的执行计划、方案。

因此，在行政行为概念的变革与重构意义上向行政法学中引进行政过程概念时，必须意识到行政过程概念本身所包含的理论意义，即以行政过程的全面、动态考察的观点来弥补传统行政行为概念的局限性、静态性等缺陷，基于行政过程论的观点提出行政过程的概念。[38]而此后，原田尚彦所著的《行政法要论》（1976年）中，设立了单独的一章法治主义与行政过程。此外，行政过程还具有动态性，在同一行政过程中的各单一行为之间具有关联性。另一方面，这些概念并没有与之相对应的理论体系的支撑，如果采用这些概念来构建行政法学理论，仍不能解决行政行为理论中静态、定点考察的问题。[31]参见[德]平特纳：《德国普通行政法》，朱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12]现在一般采用最狭义的行政行为概念，即是指行政机关对于具体事实以公权力行使的方式宣告何为法律的行为，[13]或者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规定，基于单方性的判断具体决定国民权利义务及其法律地位的行为。在现实行政过程中，为实现特定行政目的，往往运用复数的行政行为或其他行为形式，例如在区域开发行政过程中，行政机关往往会作出开发计划、开发指导、开发许可、建筑许可等行为。为了便于归纳和对照，笔者称之为身份的人。

第50条又规定：劳动者在年老、生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当然，与西方近代宪法中平等而自由的人相比，他们还戴着一顶臣民的帽子，还有一个超越于所有人的君上。摘要: 随着宪法的变迁，宪法描绘的人的形象也随之变迁。以中西宪法文本所规定的人的形象为基础，比较中西宪法各自的精神实质。

百年以降，中国公布的宪法性文件数量较多，依照制定主体与发展阶段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清朝政府颁布的宪法、中华民国颁布的宪法、中国共产党主持制定的宪法。对于一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解除其武装，消灭其特殊势力后，仍须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

《英国人身保护法》通过对刑事司法人员的约束，为刑事犯或刑事嫌疑犯的权利提供了保护。对于第一种人(走资派)，无产阶级要跟他们进行长期的斗争。以上概述表明，法律上的人已经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在诸多研究领域都已经积累了若干针对法律上的人的研究文献。在这种背景下，这个时期的宪法，既塑造了普遍的、平等的、自由的人以宣扬那个时代的普世价值，同时也塑造了处于弱势而需要帮助的人以满足建设与治理的需要。

到了20世纪，宪法规定的人可以概括为平等而自由的人与处于弱势而需要帮助的人的复合。其中，胜利的人民形象、失败的反动分子形象根源于1949年之前的战争及其结果。思想上，18世纪的启蒙哲学、自然法理论宣扬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成为那个时代思想的主流。⑨罗尔斯强调的两条正义原则及两条优先原则，尽管比较抽象，但却大体上可以解释现代宪法所规定的两种形象。

它们在普遍的、平等的、自由的人中间，有意凸显了一些特殊的形象：(1)与男子相对应的妇女。相对于1975年《宪法》而言，1978年《宪法》对于人的形象的规定有沿袭的一面，也有开新的一面。

这个条款直接确认了教会僧侣的特权。在民国时期的前后两段，时间跨度不过30多年，宪法中的人却发生了一个较大转变。

事实上，这些宪法几乎是在一个全新的话语体系中塑造了人的形象，这个新的话语体系的核心就是区分敌我，人的形象也就是以敌我为主轴而展开的。但是，如果要从制度层面上回答这个问题，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就值得注意了。将无产阶级的形象或人民的形象进一步坐实，就是1975年《宪法》第3条中所谓的工农兵。通过这些规定，我们可以发现：人民既是新社会的主人，也是新国家的主人。1928年以后，民国政府颁布的宪法主要有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以及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进入 喻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 人的形象 。

由此可见，意大利、联邦德国的宪法同样描述了这种处于弱势而需要帮助的人尽管现代宪法中出现了处于弱势而需要帮助的人，并以妇女、儿童、老人、工人等形象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宪法所规定的人正在回归身份的人或血统的人，正在出现一个从契约到身份的逆向运动。⑧按照1787年《美国宪法》第1条第2款的规定，在计算选举的人口基数时，未被课税的印第安人不计算在内。

如前所述，民国前期宪法规定这种形象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为立宪者的执政地位提供正当性依据。国家在形式上都没有实现统一，地方割据成为常态。

现代宪法尽管描绘了处于弱势而需要帮助的人，但并未放弃普遍的、平等的、自由的人。在罗尔斯看来，要实现作为社会制度首要价值的正义，就应当坚持两种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原则。

至于人民一词，大体上可以视为无产阶级的别名，因为人民民主专政大致可以通约于无产阶级专政。按照这些规定，无论是作为人还是作为公民，他们都是平等的，也是自由的。简言之，处于弱势而需要帮助的人的存在为国家的存在提供了一种正当性依据，而国家的存在又为他们提供了基本的福利保障。而且，在独尊的君上之外，臣民之间还具有普遍的平等性。

取而代之的形象就只有普遍的、平等的、自由的人。这样的敌我形象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作为革命党的性质所决定的。

这两部宪法规定的人的形象，类似于西方现代宪法规定的复合型的人的形象：既有平等而自由的人，也有处于弱势而需要帮助的人。一切劳动者，凡遇不幸、疾病、残废、年老和不由其做主的失业等情况时，均有权享受相当于其生活需要的规定措施和保障。

(4)与国家相对应的个人及家庭。譬如，这些宪法几乎都排斥妇女的参政权。

不过，中国宪法在清朝末年宪法及民国时期宪法之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谱系，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主持制定的宪法。但到了现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家既要守夜，同时还要提供福利、救济弱者，因而宪法文本中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象———处于弱势而需要帮助的人。注释:①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这就意味着，现代宪法同时规定了两种形象。

2·延安时期宪法中的人1941年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6条规定：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两种身份之间的界限不可逾越，因而也可以合称为身份的、血统的人。

4·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人与《共同纲领》描述的人的形象相比，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的规定则是同中有异。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

至于公民，更是一种超阶级的形象，而且这种形象最大限度地概括了人民内部千差万别的个体之间的一致性，有助于强化不同个体之间的同质性。在现代民法中，人都退化成为弱而愚的人。